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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院院长主动下沉解纷，宁河区东棘坨镇毛毛匠村9位种植户不用出家门，就拿到了田地被淹的赔款；武清区东蒲洼街道蒲瑞馨园社区，经常有闹矛盾的居民从“老沙”调解工作室满意地离开，避免了漫长的诉讼；河东区大王庄街道1886户征地拆迁居民，得益于辖区“三有推定”创新工作法，解开了存在多年的“死扣儿”……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学习推广“枫桥经验”60周年，是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20周年。近年来，天津不断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底盘”，筑牢平安阵地，探索基层治理新机制，守护百姓“稳稳的幸福”。

　　下沉力量 将矛盾化解在百姓家门口

　　2020年5月13日清晨，一通特别来电让天津市宁河区人民法院顿时忙碌起来。

　　“我们9户人家的150亩西瓜和辣椒地被水泡了，秧苗死了一大半，快来给我们瞅瞅吧！”电话那头，宁河区东棘坨镇毛毛匠村村民焦急万分。

　　按照无讼村“四级化讼”机制，这件事原本应该由驻村法官先组织调解。但情况紧急，接到消息后副院长张振英直接启动院长下沉解纷模式，和审委会专委庞顺海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情况。

　　当时，田间已经聚集不少村民，田地被淹的9户村民更是情绪激动，眼看一年收成就要付之东流，纷纷表示要讨个说法。

　　“我们一面安抚村民，一面排查事故成因，尽早确定事故责任人，并联系区农业局介入经济损失评估，制定补救措施。”张振英回忆，工作组经多次走访和实地勘察，确定事故责任人为毛毛匠村村委会。为防止种植户损失进一步扩大，宁河区人民法院协同村民调解委员会一道，制定调解方案。

　　由于涉案人数较多，又是农忙时节，为减少疫情期间人员流动，宁河区人民法院和村调解委员会主动走出去，节省村民时间成本。最终，毛毛匠村村委会同意按照土地受损程度和受损面积进行赔偿，9位种植户共获得赔偿款14万余元。

　　毛毛匠村9位种植户在家门口解决赔偿的故事为天津调解力量下沉写下了生动注脚。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李颖说：“目前，全市法院共邀请128家人民调解委员会、1208家调解组织和基层治理单位、2581名调解员，入驻诉讼服务中心和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共同开展调解工作，2019年以来诉前化解纠纷43.4万余件，调解成功率达68%，大量矛盾纠纷在基层和萌芽状态得到有效化解。”

　　在天津，主动上门化解矛盾纠纷，除了法院，还有一抹“藏蓝”。

　　走进红桥区和苑街道梦和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左手边就是社区民警周建军每天工作的地方。

　　不久前，周建军刚刚化解了一起矛盾。神经衰弱的田大爷晚上经常被楼上的杨大爷吵醒，两位老人为此吵得不可开交。周建军登门走访，经过一番恳切交流，两位老人同意各退一步：杨大爷给家中所有的桌椅板凳装上了隔音脚垫，而田大爷则表示会晚些休息，以避免被噪声惊扰。两位老人就此解开心结，冰释前嫌。

　　社区民警从“下社区”变“驻社区”，服务“窗口”开到了百姓家门口。近年来，天津市公安局将社区警务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格局，创新警网融合方式，通过规范警格网格设置、明确任务协同、打通平台数据、健全工作机制，促进“警格网格”无缝衔接、“网格网络”联动共治。今年以来，累计排查发现20859件矛盾纠纷，处置化解率达95.8%。

　　力量下沉、主动赋能，在新时代“枫桥经验”指引下，天津政法系统打通基层法治“最后一米”，让群众带着诉求来，揣着满意走。

　　依靠群众 共绘社区治理“同心圆”

　　在武清区东蒲洼街道蒲瑞馨园社区，有一位伯伯，平时总爱带个小板凳，坐到邻里中间，唠唠家常，帮许多人解开了心里的“疙瘩”。

　　他叫沙乃臻，今年69岁，此前在武清区司法局工作了30多年，退休后开始在社区为群众进行公益性矛盾调解工作。“有矛盾，找老沙”，在社区居民眼里，没有沙乃臻调解不好的纠纷。

　　去年冬天，由于天气寒冷，社区保洁人员清洁完楼道后，地面结了薄冰，一位居民因此在楼道摔倒。就在居民和社区物业争吵得不可开交之际，沙乃臻赶到现场，随即把当事人请到自己的调解室。

　　“楼道地面结冰就容易摔倒，咱们物业肯定有责任。”“您早就退休了，误工费咱就别要了，医疗费用加营养费就够了。”沙乃臻不偏不倚，在详细听取当事人的诉求后，言简意赅地对双方进行劝说。几天后，双方拿着生效的调解书满意地离开了“老沙”调解工作室，避免了一场漫长的诉讼。

　　像这样的矛盾纠纷，沙乃臻已经调解了1000多件，他记录的“调解日记”有100多本。用沙乃臻的话说，“调解，贵在用百姓的智慧，化解百姓的矛盾。大家齐努力，把一件件小事处理好，社区就更和美了”。

　　在武清区，像沙乃臻这样为人公道正派的贤能人士被称作“乡贤”。2020年1月，武清区在天津率先组建“武清区乡贤人民调解协会”，吸纳117名乡贤骨干成为协会会员，借助会员涵盖“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政法、老教师、退伍老兵)、社区村干部、职业律师、心理咨询师、专职调解员等多类群体的优势，用“能人”的智慧解决“邻里事”，用“强人”的威信解决“难缠事”，用“熟人”的亲情解决“群体事”，以法服人、以理明人、以情感人，巧妙化解大量基层矛盾纠纷。据统计，目前武清区40%以上的基层矛盾由乡贤参与化解，化解率达98%以上。

　　天津化解矛盾纠纷的社会力量，不只有公道的伯伯，还有热心的阿姨。

　　在河西区友谊路街谊城公寓社区，有一支由平安志愿者组成的群防群治队伍，年龄均在50岁以上，由于该队伍最初全部由女性组成，故而被亲切地称为“河西大姐”。

　　多年来，社区平安巡逻、帮扶困难居民、消防禁毒宣传，处处都有“河西大姐”服务的身影。调解邻里纠纷、解决污水跑冒、清理社区垃圾，只要居民邻里有需要，“河西大姐”们便会伸出援助之手：听说社区内一名孤老住在养老院，刘伟萍主动申请与其结对子，买来白菜和肉馅、面粉，与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一起，包了一顿香喷喷的饺子送到老人面前；社区加装路灯，部分楼内居民不同意施工地点，原因是影响夜间休息，僵持之下，朱淑云前往现场协助社区工作人员，向楼内居民几番解释，最终获得居民们的同意……

　　人民群众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源头活水”。只有最大限度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才能形成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大合力，这也是“枫桥经验”的精髓所在。

　　近年来，天津注重坚持党的领导与发动群众相结合，创新群众参与平安建设的渠道，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和社区治安防范等工作，涌现出东丽“海河义警”、红桥“红警”、武清乡贤等“社区警务+群防群治”品牌。做到群众的事群众议、群众的难事群众帮、群众的纠纷群众解，共同奏响津城和谐稳定的新篇章。

　　创新机制 破解积年棘手难题

　　哪些领域容易产生信访积案？征地拆迁绝对算一个。

　　2018年，由于申请补偿多年未果，河东区大王庄街道某拆迁地块的居民张某开始频繁上访，要求对他的自建房屋按照正式房屋进行补偿。

　　“问题来了不能躲，首先要推定群众有理，查清诉求情况。”河东区大王庄街道党工委书记王虹回忆，工作人员多次接待张某，详细了解其诉求，并根据其提供的问题线索和证明材料启动重新调查程序，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大王庄街道党工委对原始资料逐一梳理分析。经核实，张某的《拆迁协议》中仅对其正式房屋进行记载，按照当年政策未对院内自建房屋进行登记。随后，街道通过多方联系，寻找到相关产权单位提供《情况说明》，证明其院内确有1间远年自建房屋。

　　既然远年工作按照当前法治化要求、法治化标准还存在改进空间，那么百姓的难题就必须要有解。

　　为切实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主动弥补远年工作瑕疵，街道联合区委政法委、区信访办、区住建委等部门接待张某，进一步分析研判，最终按照实际情况解决了张某房屋拆迁补偿诉求。至此，困扰张某长达10余年的难题终于解开。

　　近年来，大王庄街道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中，坚持“群众有理、工作有失、问题有解”的“三有推定”工作理念，既认真复盘、了解实情，不回避问题、不回避矛盾，又全面综合考虑历史政策和现实困难，扎实推进信访积案逐个化解。目前，大王庄街道已累计化解征地拆迁类矛盾纠纷1886户。

　　擦亮“金名片”、用好“活教材”，“三有推定”工作法成为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河东区的生动实践。近日，中央政法委在全国范围内评选出104个“枫桥式工作法”单位，河东区大王庄街道位列其中。在“三有推定”工作法的指导下，截至目前，河东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已累计接待群众1.6万余人次，化解矛盾纠纷千余件；791件重复信访事项全部销号。

　　河东区“解死扣儿”“化冰坨”，是天津妥善处理棘手矛盾的一个缩影。

　　2020年5月，天津首创在市、区、街乡镇三级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三级矛调中心运行以来，累计接待受理群众各类诉求16.32万件，办结15.88万件，办结率97.30%，化解了大量棘手矛盾纠纷，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形成了“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的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模式。

　　“三级矛调中心建立后，我们着眼矛盾纠纷解决只跑一地，20多个市级部门、10多个区级部门分别进驻同级矛调中心，中心集调解、信访接待、诉讼服务、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心理疏导等功能为一体，打造‘调解优先、分层递进、司法兜底’的‘一站式受理’模式，让群众的各类诉求都能在矛调中心找到化解的途径。”天津市委政法委副书记杨建全说。

　　据介绍，除了个案交办，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共性问题，在天津市委市政府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行动中，天津市委政法委牵头，抽调市级政法单位和市信访办共16个局级领导，带队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包联督导调研，针对在基层发现的736个矛盾纠纷和风险隐患，坚持既“督”又“办”，采取向市级部门交办、研究完善措施等方式彻底解决棘手难题，形成了“全链条解决”模式。

　　踏上新征程，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机制，推进更高水平的平安天津建设，进一步提升百姓幸福生活的“成色”，天津持续书写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新篇章。

　　人民网记者 孙翼飞 【编辑:陈海峰】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影响国计民生的大事。最高人民法院30日发布了4件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回应了“知假买假”是否受支持等社会热点话题，旨在统一裁判规则，引导生产经营者合法生产经营、消费者理性维权，保护食品安全，为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明确和统一裁判规则

　　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制定司法解释，规定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一裁判规则对于落实“四个最严”要求、惩治食品领域违法行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出现了新情况、新问题。

　　一方面，有的购买人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大量购买、连续购买、高额索赔，甚至借维权之名敲诈勒索，扰乱市场秩序，损害生产经营者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司法实践中对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理解和适用尚不一致，导致类案裁判不统一，未充分发挥食品安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作用，影响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制裁效果，不利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本次发布的4件典型案例，回应了司法实践中关于“知假买假”是否受支持的热点问题，明确和统一了裁判规则。“在发布典型案例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典型案例和司法解释都为解决同一类问题，目的是统一裁判尺度，保护食品安全，打击借维权名义敲诈勒索生产经营者等违法行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最高法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下一步，针对食品领域惩罚性赔偿法律适用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将重点开展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推动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进一步发挥公益诉讼打击和遏制市场主体违法行为的作用。二是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沟通协作，畅通沟通渠道、健全协作机制，形成惩治食品领域违法行为的合力。三是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和法律知识宣传，提高人民群众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对违法行为的监督作用。

　　支持消费者维权行为

　　食品安全法规定，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或者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还可以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价款十倍或者损失三倍的赔偿金。该法确立了“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因食品、药品质量问题发生纠纷，购买者向生产者、销售者主张权利，生产者、销售者以购买者明知食品、药品存在质量问题而仍然购买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人民法院坚持将保护食品安全作为处理食品安全纠纷的首要价值取向。据介绍，典型案例均依法支持了消费者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延续了最高人民法院一贯的司法政策。

　　最高法提出，如果违法行为被追责概率低、违法成本低，就容易形成负面激励，将难以有效遏制食品领域违法行为，支持消费者维权行为有利于推动净化市场、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食品安全治理格局。

　　群众通俗地把购买者知道食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仍然购买并维权的行为称为“知假买假”。社会各界对是否支持“知假买假”存在不同认识。但“知假买假”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造假”、“售假”，源头在于生产经营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的违法行为。如果治住了“假”、治住了违法行为，“知假买假”现象自然就会消失。

　　在生活消费范围内支持惩罚性赔偿请求

　　司法实践中，有人为牟取不当利益，远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大量购买食品，通过增加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达到高额索赔目的，导致有的生产经营者“小过担大责”，背离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精神，引发了是否应当支持“知假买假”的争议。

　　关于是否支持“知假买假”的争议主要集中于原告维权动机的认定。典型案例坚持客观标准，坚持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消费者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诉讼请求，有利于消弥争议、统一规则，为保护食品安全和促进食品行业健康发展创造良好法治环境。

　　在郭某诉某经营部产品责任纠纷案中，原告先后共购买4件白酒，未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刘某诉某鹿业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购买鹿胎膏、鹿鞭膏未超出生活消费需要。人民法院在这两案中均以消费者支付的全部价款为计算基数，支持了原告提出的惩罚性赔偿请求。

　　在沙某诉安徽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原告首次购买30盒“黄芪薏米饼干”，符合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人民法院据此确定计算惩罚性赔偿金的基数，对于原告明知该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又超出生活消费需要加购部分，人民法院未支持其惩罚性赔偿请求。体现了人民法院在适用“退一赔十”的惩罚性赔偿规则时，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认定惩罚性赔偿金计算基数的裁判规则。

　　在张某诉上海某生鲜食品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中，张某接连两天分别购买6枚和40枚刚过保质期的熟散装咸鸭蛋，通过银行卡刷卡支付46次，由经营者分别开具46张购物小票。张某利用食品安全法关于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一千元的按一千元赔偿的规定，故意对46枚咸鸭蛋分46次结算，据此要求按46次交易分别主张每次增加赔偿1000元，以达到高额索赔的目的。

　　上述行为明显超出正常生活消费行为范畴，人民法院并未全部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张某购买46枚咸鸭蛋，共支付价款101.20元，从总量的角度看，其购买行为未超出个人和家庭等的合理生活消费需要。人民法院从保护正常消费的角度出发，以张某实际支付的总价款101.20元为基数，计算价款十倍惩罚性赔偿金，彰显了人民法院坚持在“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消费者”关于惩罚性赔偿诉讼请求的裁判规则。

　　据介绍，在个人和家庭等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支持消费者关于惩罚性赔偿的主张，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精神；有利于打击和遏制违法经营行为，落实“四个最严”要求，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能够避免形成过度激励，防范借维权名义实施敲诈勒索等违法行为，避免对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干扰。

　　人民日报客户端 魏哲哲 【编辑:陈海峰】